士族地主阶级在唐末、五代之后就不存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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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庶族早已成为研究隋唐史的一个重点问题。涉及到隋唐史的众多方面。诸如隋唐皇朝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地位。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力量的消长嬗变。以及经济发展、政治斗争、官私谱学、党派集团、科举制度、社会变革等。所以在史学界受到高度重视。研究成果较多。但分歧也较大。至今仍有所争论的主要问题。大体上可归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隋唐士族、庶族概念的内涵。

通行的看法是把门阀势族 看作士族。而把寒门出身的中小地主或新兴地主阶级看作庶族。有学者对此则有不同看法。认为由现代学者提出的唐代庶族与魏晋南北朝庶族在内涵上有很大不同。后者是相对于皇室而言的。是士庶自称的说法。两者不应混淆。所以。有人据此提出可以考虑不用庶族这一概念来表述唐代中小地主或新兴地主阶级。有的认为用士族和庶族概括唐朝地主阶级并不全面。可以把唐朝地主阶级分为贵族地主、官僚地主、豪强地主和普通地主这样四个阶层。有的认为可将他们分为地主阶级在朝派和在野派。有的则反对用士族、庶族来划分唐代的地主阶级。认为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扫荡。所谓士族、庶族的记载虽仍见于史籍。但已失去往日那种表现在政治、经济等封建特权上的士、庶之别。

第二个方面是隋唐士族、庶族的政治势力和社会地位问题。

经过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到了唐朝。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已衰落了。对此。史学界没有异议。但衰落到什么程度。即对其势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之估计。史学界存有不少歧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士族仍有较强的势力。如杨志玖说士族势力和门 阀观念在隋唐时期都曾受到打击。但没能解决。直至五代才完全消除。有人说门阀士族经过隋末农民起义的巨大冲击。其政治。经济势力比起魏晋南北朝的全盛局面来。确实减小了。但并不是说世家大族自此便一蹶不振。所以。对隋唐士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势力。还不能低估的”。再如有人说：“隋唐时的士族就是魏晋以来士族的继续。他们仍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有着很大的经济势力。”第二种意见认为士族已基本消亡或完全消亡。如有人说长期左右政局和统治人民的门阀士族。“到七世 纪六、七十年代。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又如有人说在隋末农民大起义后。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的士族地主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第三种意见认为旧门阀士族的政治、经济权利在隋唐时期已经失去。其残余势力主要表现在社会意识形态中。

如有人说：“隋政权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地方佐官由中央任免的制度。取消了士族地主世代做官。世代控制地方行政的特权……把山东士族从北魏以来。特别是历次农民战争的打击而失去的特权。用法律形式予以废除。”又如有人说：“士族在唐初索取‘陪门财’。既反映他们还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又反映出没落的一面。”第四种意见认为士族、庶族已经合流。如乌廷玉对唐代士族与魏晋南北朝士族作了六个方面的比较区别。说：“唐朝根本没有南北朝那种士族地主。只存在具有士族血统之人。”又如有人说唐代士族不再享有世袭特权。并且由于科举制度盛行。从而使士庶合流了。

第三个方面是唐皇朝对士族、庶族的政策。

唐朝前期的最高统治者通过官修氏族志来表明和体现他们对待士族、庶族的态度和政策。学者们对此无异议。但对这种做法的目的却有异议。关于唐太宗下令修撰《氏族志》。有的认为这是对山东旧士族的一种“压抑政策”；有的认为这是有意树立以关陇贵族的主要家庭为轴心、当朝大臣为外围的新 门阀；有的认为这是想造成以唐宗室和大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有的认为其目的在于严士、庶之辨。既压抑了一部分旧士族。又提拔了一部分新进士族。为世家大族和当代勋贵服务；有的认为这样做是打击了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门阀士族。开了唐朝士、庶合流之滥觞。关于武则天以唐高宗的名义下令改编《氏族志》为《姓氏录》。有的认为这是为了打击关陇集团当权派的势力。提拔“以文词为清流仕进”的“新兴统治阶级”；有的认为这是“武则天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世和打击李唐军事封建贵族集团的势力” ；有的认为这样做是提拔了庶族地主。但在主观上。武则天并没有扬庶族地主、抑士族地主的愿望。

第四个方面是隋唐士庶与关陇集团、牛李党争。

“关陇集团”的论断

由陈寅恪提出。认为隋唐皇室出自西魏宇文泰创建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而它是以北魏六镇鲜卑贵族为主体。联合关陇地区汉族豪强地主组成的。历北周、隋朝至唐初。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此说对隋唐史学界的影响很大。其中就产生了隋唐时期的关陇集团是不是士族的争议。

一种意见认为关陇集团属于士族。有人说隋文帝以“关陇集团的上层人物”身份建立了隋朝。唐朝“是以关、陇士族集团为骨干的王朝”。晏金铭说隋朝的员。其政权是魏晋门阀士族统治的继续。还有人认为关陇集团从西魏以来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集团。唐初掌握了全国最高的政治权 力。唐人已认定其为士族。所以。它应是唐代士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就很同意唐人柳芳把魏晋至隋唐时期门阀士族分为五个地域性的大地主集团的说法。其中就包括了“代北鲜卑姓（以武川镇为骨干的军事贵族）和关中郡姓两大地集团”。而由这两大集团“组成的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则自应属于士族了⑥。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关陇集团并非士族。陈寅恪虽未明说关陇集团属于士族抑或庶族。但他却说当时人对士、庶的认识是以“礼法门风”为分界。不用“高官厚禄”来判断。则关陇集团当乃新贵而 非士族。有人说：“在门阀制度下。社会地位是以婚媾做标准的。那时看重的是‘清’。是‘文化的传统’。关陇集团的贵门。包括李唐皇室在内。都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关陇集团虽“自以为贵”。却“并不算清”。当非士族。有人说关陇集团是胡汉杂糅的“军事贵族”。不是唐朝的“士族”。还有人认为关陇集团是以军功、武装力量为基础而取得政权的新贵。不具备经学、礼法、婚宦、门风等传统意义上的士族特征。因而。不能算作士族。

“牛李党争”的社会历史背景

即士、庶之间长期斗争的论断。也 是陈寅恪所提出的。认为“牛李两党之树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牛党代表“新兴阶级”。即庶族。而李党代表“山东旧族”。即士族⑤。此说一出。在隋唐史学界引起长期争论。有极力赞同的、如韩国磐、翦伯赞；有激烈反对的。如岑仲勉。另有一种意见认为牛李党争在表面上是士、庶之争。实质上则不过是官僚之间争权夺利的相互倾轧。又有一种意见认为牛李党争并非士、庶之间的斗争。牛党既不代表庶族地主或中小地主。李党也不代表山东士族或门阀残余。而是两个政治集团在如何对待藩镇势力方面形成的两种政见的斗争。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牛僧孺、李德裕都是大派阀……这两个大派系。没有严格的政治观点的差异。没有阶层利益的区别。也就是说他们不代表两个不同政见的政党。只是两帮政客的派性斗争而已”。这自然与所谓士、庶之争联系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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